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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5-27 编辑:佚名 查看次数: 手机版
栏目:观后感

包公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,他的故事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学习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像包公那样廉洁,廉洁的对岸就是腐败,当廉洁的意识不能占据主流的时候,人们往往会不自觉的滑向腐败的彼岸。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千年包公观后感内容,供你参考
千年包公观后感(一)
通过对《清心直道》,《铁面无私》,《以民为本》的观看,不由想到习近平总,书,记曾经指出:“历史是最好的老师” 。总,书,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学习历史、研究历史、借鉴历史的重要性。《千年包公》这部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“速读”历史、鉴往古今的平台。 
坐在电视机前,重温那一段段兴衰交替的历史,观看那一个个沉重的故事,一次次受到震撼和警示。不由发出“历史尘烟滚滚来,朝代兴衰廉与贪”的感慨。荧屏里,我看到了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,官场的贪污腐败总是愈演愈烈,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乱和改朝换代,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。使我懂得贪腐不会导致一个王朝迅速衰亡,但一定会导致这个王朝灭亡。管不住腐败,国家就有危亡之虞;遏制了腐败,国家就能长治久安。我看到了包拯、狄仁杰、海瑞、于成龙等著名清官在他们的传奇故事的背后,隐藏着中国人绵延数千年“青天情节”。“清官情结”和“青天文化”仍然是今天我们对公平正义和政治清廉的不懈追求。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与奸、正与邪、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,在历史中都给了他们准确的定位。我们有理由深深的坚信,邪不压正,腐败者永远都是被唾弃和否定的对象,腐败分子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惩处。我看到了清朝大臣张英和其子张廷玉“父子宰相”留下的“六尺巷”的故事,是为官者克己修身崇德重礼的见证。以德施政,可安邦定国。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那些恪守为官之德的政治家们用自己的选择和坚守,谱写了中华文明的闪亮篇章。在漫长的历史中,那些面对利诱、黑暗和不公拍案而起的浩然正气,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精神家园里的一座丰碑。这种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高尚,直到今天还在感动着我们。
廉洁的对岸就是腐败,当廉洁的意识不能占据主流的时候,人们往往会不自觉的滑向腐败的彼岸。每一个腐败的故事都是从廉洁意识的淡漠开始的。可以说,礼物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,但是,并非礼物越重,感情越深。相反,从现实的角度来讲,礼物越重,越容易起到相反的作用,容易将你的恩人变成罪人,容易将原本的好意变成坏心。每一次的腐败都是幕后的那双“温暖”的黑手模糊了廉洁的意识,从而打开廉洁的堤口,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腐败必将失掉人心,失掉民心,必将亡国。这就是“历史老师”给我们传授的明鉴。我们党也清醒地看到,由于党长期执政,地位变了,权力大了,有些人逐渐脱离群众。特别是一些干部抵御不住各种诱惑,不是用手中权力为人民工作,而是用来谋求私利,想方设法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。但是,我们党的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自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为总,书,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,认识到腐败是附着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,严重影响了党的健康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,于是,狠抓开展作风建设、反对“四风”,反腐倡廉、打虎拍蝇,清除党内毒瘤,把那些贪腐的官员一个个拉下马,从严治理党风,赢得了民心,就是以史为鉴的最好体现。 
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”。看了《千年包公》,引人深思,让人清醒。要想做到“政治清明、政府清廉、干部清正”,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“干部清正”守住自己的节操。同时加强制度建设,真正“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”里,这样才能达到政治清明、国家安宁、和谐向上的治国目的。《千年包公》将为建设风清气正的官场新常态吹响嘹亮号角。

 

千年包公观后感(二)
包拯,生于北宋咸平二年(999年)。(在《铡包勉》和《包公赔情》等 戏曲里,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,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,这不符合历史实际。事实上,包拯的幼少年时代,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。)
  包拯长大后,也极为孝顺父母。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,曾经弹 劾包拯“素少学问”。这里的“学问”,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,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。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,而是认为包拯“少有孝行,闻于乡里;晚有直节,著在朝廷”,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、恰当的官职。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,也曾刻苦读书,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,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。按照宋朝规定,考取进士之后,便可以做官。包拯被派到建昌县(今江西永修)任职。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,应该尽孝奉养双亲,因而请求回到安徽,在和州(今安徽和县)做官。但是,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,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,在家孝敬父母多年,直到双亲去世,包拯守丧期满,仍不想离开故土。当时,这种封建孝道,受到家乡人的称道。近年,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。碑上阴刻篆书“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”十二字。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,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。
 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,包拯才离开家乡,离开父母灵地,到天长县(今安徽天长)任知县。这时,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。康定元年(1040年),包拯又出知端州(今广东肇庆)。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,叫端砚。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。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,端砚的产量虽多,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。包拯下令豪强官吏,不得贪污,只能按规定数量,向朝廷进贡。而他自己,直到离开端州,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。
 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,被大臣们赏识,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(1043年)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。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,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。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当时,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,但对包拯来讲,却十分重要。这是因为,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,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,尤其是用人等方面,提出看法和建议。实际上,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,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,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,并且还曾出使契丹(辽国),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  庆历六年 (1046年)夏,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。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,户部掌管全国户口、两税等,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。不久,包拯先后担任京东、陕西、河北转运使,转运使负责一路(相当于省)的财政、监察等行政事务。在地方,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,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.两年之后,包拯被召回开封,提升为户部副使。在此期间,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,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(今属山西)盐业问题。在河北,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,还给地方和农民。在运城,他改革盐税法令,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。
  出色的工作,利国利民的成效,使包拯在皇祜二年(1050年)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,待制之衔,有名而无权。包拯又叫包待制,不过是对他的尊称。然而,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,却十分重要。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,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.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,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,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,提出了革新建议。可惜的是,两年之后,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,这也是个虚衔(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),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,到河北、庐州、池州(今安徽贵池),江宁(今江苏江宁)等地任地方官。直到至和三年(1056年)才回到京城,任开封府尹。嘉祜四年(1059年),包拯以枢密直学士、权三司使等官职,上升为当时重臣。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,相当于副宰相之职。但是,年过六旬的包拯,这时已经夕阳西下。嘉祜七年(1062年)五月二十五日,包拯病死在开封。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,追认他为礼部尚书,赐谥“孝肃”,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。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,上刻《戒廉家训》道:"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者……非吾子若孙也。"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,过去小说、戏曲多取为题材。元杂剧已有《陈州粜米》等作品。以后流传日广,形成丰富的传说。遗著有《包孝肃奏议》。

千年包公观后感(三)
包公以清廉刚正形象传世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秉公办事、坚持正义的官员,便常用“包公再现”、“铁面包公”等话语表示肯定,在自己碰到纠纷或官司之类的麻烦事时,也总是希望能遇到像“包公”一样的好官、清官。这就是在许多普通百姓心目中存在的“清官情结”。
  包公之所以能给世人留下清官形象,除了他清正廉洁的作风外,更主要的正是由于他始终坚持大宋吏律,不唯上,不唯权,敢于不畏权贵,伸张正义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他能坚持做到依法行政。
  因此,面对“清官情结”,我们既要看到民众对官员清廉正义、刚正不阿的外在要求,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情结背后所隐含的要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、依法办案的法治意识。其实,正是由于这种意识,才分外凸显出包公在当今社会依然值得缅怀的价值。
  在当前的法治社会里,我们评价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尽职尽责,关键是看他能否坚持依法办事。尤其在今天我们的各项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健全的情况下,如何依法办事、能否依法办事更是对干部提出了挑战。长久以来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“清官情结”,在当今时代其实更应该解读为要求领导干部秉公执法、依法行政的“法治情结”。
  面对包公像起誓,在形式上体现了后人对先贤的崇尚,表现了一种学习的姿态。对于走向和谐与法治的今日中国来说,笔者衷心希望这种学习姿态真的能在全社会化为具体行动,并且深入精髓,领会包公身上真正值得体会的法治意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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